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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新刑訴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日期:2019-02-23 來源:神州律師網

      摘要

            當今社會,人權意識不斷提高,懲罰犯罪已不是刑法的唯一目的,保障人權日漸成為人們對刑法最重要的要求,所以在刑事訴訟中,實質正義的實現,不能以違背程序正義為前提。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案例屢見不鮮。新《刑事訴訟法》的實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中國特色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現了立法機關對保障人權的重視,但是并不完善,本文將通過介紹新《刑事訴訟法》下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結合國情,提出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立法現狀;完善建議

       

      一、引言

            隨著世界文明的進步,人權保障的呼聲日漸增大,人們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不斷增強,對于刑事訴訟的民主化、文明化的渴望也愈發強烈。由于我國國情的需要,賦予了偵查機關極大的權力,但是權力不加以限制,很容易產生權力濫用的現象,其中“刑訊逼供”就是很明顯的一種權利濫用的表現,偵查機關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指標,或者為了達成懲罰犯罪的目的而侵犯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

            為了防止偵查機關的權力濫用,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概括起來是指證據雖然能夠證明案件的事實,但是該種證據違背了法律的原則和法律所應當體現的社會價值,并且給予理性的考量,不能被廣大群眾所接受,從而否認該種證據在法律上的效力。該規則起源于19世紀末的美國:1914年“威克斯訴合眾國”案中,警察在沒有逮捕證和搜查證的情況下,對被告進行了搜查和逮捕,并對被告的家進行了搜查,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行為違反了憲法修正案第四條,實施了最原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當時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僅適用于聯邦法院針對非法搜查所得和非法扣押行為;     1961年“馬普訴俄亥俄州”案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擴大至州政府,但是該非法證據仍然僅指非法搜查所得的實物證據;最后通過“米蘭達警告規則” 才將排除范圍擴大到一切非法獲得的證據。

            我國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沒有正式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也是很多年來外國指責我國忽視人權的其中之一。隨著“趙作海、杜培武、佘祥林”等冤案的發生,人們要求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呼聲越來越高,因為其保護的范圍不單單是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存在著某一天成為受到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可能,如果放任公共權力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任意逮捕拘禁、刑訊拷問,將會使得所有社會成員都陷入一種對刑事司法的恐懼之中。[1]反過來說,如果建立合理的程序規則來保障刑事司法有理有節地公正進行,那么全體的社會成員也會對刑事司法產生由衷的信服和尊重,并通過這些獲得安全感”。本文,筆者將通過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排除機關、證明責任、方式和標準等方面介紹新《刑事訴訟法》下非法證據排除的現狀,提出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問題提出合理化的建議。

       

      二、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考察

      (一)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淵源

            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慢慢拉大,社會矛盾日益凸顯,故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懲罰犯罪一直是我國刑法的主要目的。為了更好地達到懲罰犯罪的目的,實現實質正義便成為了我國刑事訴訟的主要目標。

            然而隨著文明的進步,世界各國對于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懲罰犯罪,而是開始更多的重視保障人權。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主體不單單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均屬于該范圍之中。所以在刑事訴訟中,為了防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的手段,便產生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聯合國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公約》中明確規定:不得將通過肉體或者精神上的折磨所得到的口供作為定案依據。該《公約》理應在1988年對我國發生效力,但是由于該規則與我國的國情有極大的沖突,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我國刑訴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沒有涉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是非法證據排除理念卻早已種入中國法學界各位學者的腦海中。直到1998年,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边@是中國最早涉及非法證據的體現,但是并沒有對非法證據的處理做出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并沒有真正落實到實處,導致了佘祥林、杜培武、趙作海等冤案的產生。2010613日,兩高三院發布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該兩個《規定》明確了非法證據的排除,并且規定了排除的范圍、程序等方面。該兩個《規定》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首次規定非法證據的排除。2012314日,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的通過,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且從201311日起開始生效。

      (二)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類型

            綜合各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主要可以分為強制排除和裁量排除兩大類。

            1、強制排除是指通過立法或者判例的形式將該類非法獲取的證據加以排除,并且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存在一些證據雖然不合法,但是強制排除會顛覆法律在人們心中的社會價值,所以通過相關規定將該類證據以例外的形式明確規定,這種排除制度相當大的程度上削減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但是該種排除制度比較死板,缺乏一些應有的變通性。

            2、裁量排除是指對于非法證據,法律并不直接規定一律排除。法律只是規定了排除的總體范圍或者標準,至于具體如何排除則由法官按照個案的不同進行裁量排除。一般法官會根據非法證據在個案中的價值;該違法獲取的行為的危害性,例如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憲法權利;該違法取證的主體的主觀態度為故意還是過失;采納該非法證據后,是否會產生新的訴訟,新的訴訟是否比原先的訴訟更觸犯司法的公正等。該類排除制度對法官的要求非常的高,在法制健全的發達國家更適宜采用。

      (三)我國對非法證據的界定

            對于非法證據的定義,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見解,主要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2] “廣義上的非法證據包括四種情形:證據內容不合法;證據表現形式不合法;收集證據或提供證據的人員不合法;收集證據的程序不合法”。狹義上的非法證據主要是指“辦案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者用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的證據”。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法證據僅指的是狹義上的非法證據,該非法證據主要包括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

            1、非法言詞證據

            根據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我國的非法言詞證據主要包括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并且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刑訊逼供不僅限于肉體上的暴力,還包括精神上的折磨。該條規定的明確從立法上實現了保障人權的目的,但是中國對于非法言詞證據是否采取絕對排除的態度?事實上并非如此?!蛾P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0條規定:證人證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瑕疵的,一般包括未填寫詢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詢問的地址;詢問證人的地點不符合規定;詢問筆錄中顯示同一時間段內,同一詢問人詢問了不同證人;未告知證人不如實提供證言或者故意作偽證所要承擔的法律后果等,若辦案人員可以補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釋,那么該證據可以采納作為定案依據。所以應當對《新刑事訴訟法》54條規定中的“非法方法”作進一步的理解,我認為該規定中的“非法方法”是指取證的程序不合法并且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等其他訴訟參加人的基本權利。只有滿足以上兩者的情況下才會絕對排除,若只是程序不合法,可以進行補正和解釋。這樣規定的目的也正是基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平衡考慮。

            2、非法實物證據

            [3]我國的非法實物證據主要指的是物證和書證,不包括勘驗、檢查筆錄和鑒定意見?!耙驗槲镒C、書證的收集通常采取搜查、扣押等手段,如果這些手段違法,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權、隱私權等基本人權,而勘驗、檢查筆錄和鑒定意見的制作則不存在侵犯人權的問題,因而不屬于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書證和非法物證的排除限定得較嚴格。具體而言,應當同時具備以下幾個條件才能排除:第一,收集物證、書證的程序不合法;第二,這種收集方式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第三,不能對違法收集行為進行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之所以規定得如此嚴格,主要是考慮到了中國的基本國情;目前中國偵查技術并不十分完善,加之罪犯的日益狡猾,如果規定寬泛,將對偵查機關的工作產生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也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并且非法實物證據具有強烈的客觀性,在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這樣規定也是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盡量減少錯案的發生。

      (四)我國非法證據的排除機關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二款的相關規定,我國在刑事訴訟中各個階段,即偵查、起訴、審判都可以對非法證據排除。于之相對應的偵查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就成為了非法證據排除機關。這與美國在審查起訴之后,庭審之前通過聽證程序,只能由法官決定非法證據排除權存在極大的不同。

            [4]與美國的排除機關的單一性相比,我國相關規定更加具有靈活性和可操作性,這樣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節省司法資源和提高司法效率,另一方面是為了讓無辜的當事人盡早地擺脫訴累,重回正常生活。但是也不得不讓人產生以下幾點思考:第一,若由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對自己收集的證據進行排除勢必存在不合理性,因為其對自身的取證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和判斷是很難辦到的。如若偵查機關真有如此強的自制能力,也就不必要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限制偵查機關濫用職權的行為,所以在偵查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難免會讓人產生虛置的想法。第二,偵查階段和起訴階段,如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以及相關的舉證責任和舉證方式等,新《刑事訴訟法》都缺乏明確的規定。

      (五)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

            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均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證據,但是對于該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并沒有明確規定,僅僅對審判階段的啟動程序做了規定。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我國審判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包括兩種:1.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請依法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2.庭審中,審判人員認為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依職權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新《刑事訴訟法》賦予了法官依職權主動審查證據收集方式合法性的權力,一定意義上來說在這一方面,法官擔當了一個辯護律師的角色。司法實踐中,由于我國辯護制度并不完善,辯護律師取證相當的困難,與公訴機關相比懸殊較大,因為公訴機關的背后依靠的是強大的國家權力和政府財政。[5]賦予法官依職權審查證據收集方式合法性的權力,對于維護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也正是保障人權的需要。

      (六)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方式

            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證明責任的主體和證明方式的相關內容做了明確的規定。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應當提供相關的線索或者材料。對于該規定,有一部分人認為應當認定為申請人的權利,因為這是申請人行使辯護權的一種方式。也有一部分人認定應當認定為申請人的舉證義務,即為申請人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前置性條件。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是申請人權利和義務的集合,筆者比較贊同第三種觀點,法律在賦予申請人辯護權利的同時,要求申請人承擔一定的舉證義務,以防止當事人為了惡意拖延訴訟進度而濫用該申請權。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57條規定:庭審階段,法院決定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后,由檢察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檢控方首先可以利用現有證據材料來證明其收集合法性,例如錄音錄像等。當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時,可以由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或者其他相關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上述人員出庭作證的方式分為三種;第一種為檢察院提請人民法院通知出庭;第二種為法院主動通知有關偵查人員出庭,該種情況下,相關人員必須出庭;第三種為相關偵查人員主動要求出庭。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相關規定對刑事訴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同時也增加了偵查人員的工作負擔。

      (七)我國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

           [7]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是指運用證據證明偵查機關的取證行為是否合法所達到的程度。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該證據應當排除。根據該規定,檢控方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必須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否則該證據在合法性方面就會讓人產生懷疑,根據疑點利益歸于被告原理,該證據不能成為定案依據。該規定的意義顯而易見,但是不得不讓人擔憂的是司法實踐中是否能真正落到實處,因為該規定對檢控方的證明標準相當嚴格,而檢控方因為客觀原因和長期以來的工作習慣在短期內很難適應,這可能會使得司法效率得不到保障,司法公正得不到維護。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當前我國的辯護制度并不完善,被告人的地位明顯弱于公訴方,制定公訴方舉證責任的嚴格標準,對于平衡雙方的權利義務有著積極意義。被告在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時候,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材料或者相關線索,其目的并不是準確、充分地證明證據非法性,而是讓裁判者對此產生合理懷疑。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問題

      (一)非法言詞證據的范圍過于狹窄

            如前所述,筆者認為非法言語證據界定的范圍過窄,新《刑事訴訟法》第50條一方面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另一方面在54條中只針對“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所得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獲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才絕對排除,兩者在“利誘和欺騙”方面規定并不一致,但是偵查機關在詢問中,通過“利誘、欺詐”等手段獲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現象也極為常見,如果不加以排除,必然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影響司法公正。除此以外,在新《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中并未對“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和“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作具體的解釋,所以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做縮小解釋。

      (二)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理念相矛盾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148條和151條的規定:“技術偵查措施是指偵查機關為了偵破特定犯罪行為,主要包括公安機關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毒品犯罪以及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和人民檢察院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通常包括電子偵聽、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等專門手段;“秘密偵查是指公安機關為了查明案件,在必要時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由相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通過這兩項偵查行為的實施所得證據,如果查明為有罪證據,則必然存在真實性,對于案件的偵破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必然會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這與非法證據排除的理念剛好相反。除此以外,新《刑事訴訟法》并未對“該嚴格的批準手續”作具體的解釋。

      (三)“如實回答”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相沖突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50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而第118條又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兩者從字面上理解存在明顯的沖突。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告人,他沒有義務回答偵查機關的詢問,即使是與本案有關的問題,偵查機關也不得強迫其回答。所以如果明確肯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就應該刪除118條中的“如實回答”的規定。

      (四)非法證據認定結果不宜一裁終局

            如上所述,雖然非法證據排除可以發生在訴訟的各個階段,但是對于證據非法性的判斷上,審判機關才是真正的終極認定者,因為即使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認定該證據合法,如果在庭審階段,審判機關對其合法性產生懷疑,仍然可以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所以可能基于以上原因,立法機關對于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未做任何規定。庭審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新《刑事訴訟法》做了非常詳細的規定,但是對于非法證據認定結果并未規定任何救濟手段,所以其采用的是一裁終局的方式,該種方式極其容易造成冤家錯判,對當事人極其不利。

      (五)“毒樹之果”不宜全部采納

            [7]“‘毒樹之果’規則是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于被非法搜查污染的證據并延伸至根據其獲得的信息而得到的證據”。 “原則排除加例外”是美國對毒樹之果的主要處理方式,例外的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8]“獨立來源的例外,是指控訴方得到的信息不是通過非法證據得到的,而是通過別的渠道得來的”;稀釋的例外,一般是指毒果與毒樹之間因存在多個取證行為,使毒果的毒素被稀釋,因此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中斷的例外,是指在利用毒樹獲取毒果的過程中,介入了其他的獨立因素,足以修復原先不法行為的瑕疵,則該類證據也可以使用;[9]必然發現的例外,是指如果除了通過毒樹這一非法方式,該派生的證據仍然會通過合法的途徑必然被發現,則該證據也可以使用。然而毒樹之果規則在我國的立法上仍然是一個空白,意味著我國法律肯定所有毒樹之果的效力,這樣使得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著巨大的漏洞。

       

      四、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議

      (一)拓寬非法言詞證據的范圍

            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當前非法言詞證據范圍的規定顯然不能達到所需的要求。筆者認為,所有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所得的言詞證據都應當絕對排除,對于僅僅只是程序違法所得的言詞證據,如果可以得到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仍然可以作為定案依據。除此以外,增設詢問室錄音錄像,對于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有著重要的作用,目前為止,只有詢問可能被判無期徒刑、死刑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才明確規定必須錄音或者錄像,為了達到文明執法的要求,建議對可能判徒刑以上案件都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這樣對非法言詞證據的認定有著直接有效的作用。

      (二)完善技術偵查措施和秘密偵查的配套制度

            雖然從理論上分析,技術偵查措施和秘密偵查都是以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代價,并且從保障人權的角度上考慮,該兩項偵查行為與該理念背道而行,但是由于我國人口數量大、犯罪率高、文化水平差異大、技術偵查水平不高等情況下,保留該兩項偵查手段有其必要之處,因為放任犯罪分子逍遙法外對社會公眾存在潛在的危險,但是,應當完善相關的配套制度,以防止公權力的濫用。首先,監督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配套制度,偵查機關批準技術偵查的行為以及相關偵查人員具體實施偵查措施的行為均應當在監督下進行。例如公安機關應當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申請實施技術偵查措施,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上一級檢察院申請實施技術偵查措施。其次,偵查人員通過該兩項偵查手段獲得的證據只能用于特定罪名的有罪證據,否則一律排除。

      (三)完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

            在國外,例如美國,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并不罕見,而在我國,卻不多見。如今將偵查人員出庭作證通過立法形式規制,對法制的健全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當證據的合法性不能通過書面材料證實,法院可以依職權通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但是偵查人員如果執意不出庭作證,那么法院應該否認該證據的合法性還是利用強制手段使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對此現有法律并未做任何規定。但在國外,偵查人員有可能會因此而獲“藐視法庭罪”。除此以外,如果偵查人員通過違法程序獲得證據被查證屬實,并且該違法程序并未構成犯罪,那么應當如何對偵查人員進行懲戒,法律也并未規定。所以在以后的刑訴法修改和司法解釋中,應當作必要的補充。

      (四)賦予“48小時”的沉默權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而刑事辯護律師可以憑借“律師證、律所介紹信、當事人委托書”申請會見當事人,偵查機關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新《刑事訴訟法》首次賦予了辯護律師介入偵查階段的權力,就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所以在申請會見的48小時內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也是順應立法機關的保障人權的理念,因為相比較偵查機關,犯罪嫌疑人由于法律意識淡薄,在辯護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明顯處于弱勢的地位。

      (五)非法證據認定結果的救濟手段

            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應當補充“庭前審查程序”對證據非法性進行預審,類似于美國的“庭前聽證程序”,并且建議該階段的預審法官不同于主審該案的法官,以防止審前臆斷的產生??剞q雙方在庭前審查過程中,可以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辯論,并且可以傳喚證人出庭作證或者出示相關證據,庭前審查結束后,預審法官應當對是否排除非法證據作出裁決,對于該裁決不服的,可以提出復議,對復議結果仍然不服的,則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如果在裁決作出之后正式審判程序開始前,雙方都沒有對該裁決產生異議,則該非法證據排除的裁決在之后的審判中發生效力。

      (六)補充“毒樹之果”的合法性問題

            由于國情的需要,我國現行法律對“毒樹之果”未作任何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實行一律采納的方式。但是我認為,致力于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成為法制健全,人權保障的大國,不能對此棄之任之,最起碼應該在立法上明確規定禁止司法機關濫用權力利用毒樹獲取毒果,并且可以首先以舉例的方式明確一些絕對排除的“毒樹之果”的情形,例如利用“刑訊逼供”所得的非法言詞證據而得到的其他證據,筆者認為應當絕對排除,因為“刑訊逼供”是明令禁止的。所以建議司法機關一開始采取“原則采納加例外排除”的方式,這與美國“原則排除加例外采納”剛好相反。

       

      五、結語

            2012年6月份,我國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一審首次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被告人提供了在羈押期間身上產生的傷情報告,并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法院根據該報告懷疑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違反被告人意志而產生的,因為偵查機關拒絕在庭審中提供審訊被告的錄像。因此,法院否認該非法言詞證據的效力,依據疑罪從無的原則,被告人一審因證據不足而勝訴。但在二審中,檢察院補充了相關材料證實了該證據的合法性,最終仍然未能真正成為首次非法證據排除的成功案例,但是不得不承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已經引起了司法機關、律師界的重視,隨著新《刑事訴訟法》的實施,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非法證據排除定能成為刑事訴訟中重要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劉濱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芻議》,《法制博覽》,2012年版第7期。

      [2]汪海燕、胡常龍:《刑事證據基本問題研究》,法律出報社2002年版,第253頁。

      [3]彭維美、李鎮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解和適用》,《法制與社會》,2012年版第8期。

      [4]陳永生:《論刑事訴訟中控方舉證責任之例外》,《政法論壇》,2001年版第5

      [5] 王勃頌:《<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評析》,《廣西大學學報》,第343期。

      [6] 金鐘:《論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3年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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